[摘要]  本文作者以亲身经历记叙了周恩来总理与身边翻译人员的一些生动故事。周总理对翻译人员的政治思想、直至 生活细节关怀备至，对他们在业务上严格要求、悉心指导，与翻译人员平等相处，处处维护他们的尊严。
[关键词] 周恩来；译员；翻译

周恩来总理的丰功伟绩贯穿在我国对内对外的各项工作之中。无论哪行哪业的人，无不直接间接地体会到周总理对他们事业的关心和指导。我在出任 大使和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之前，曾长期担任外事翻译和有关领导工作。每当回忆起周总理对翻译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我的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总起来说，周总理对翻译是严格要求，尊重爱护，关怀备至。1962到1971年期间，我在国内从事口笔译工作，虽然直接给周总理当口译的次数并不多，但通过陪同周总理出访亚非十四国和接待国宾等外事活动，通过参与各种政治会谈的记录和笔译 工作以及重大外交文件翻译的请示过程，我有机会亲身聆听和体验到总理对外事翻译工作的一些具体指示和要求。尽管我接触到的只是一鳞半爪，但归纳起来，有的足以成为我们外事翻译工作的指导原则。

一、对政治会谈口译的一般要求是“准确完整，通顺易懂”

大家知道，周总理对待外交工作是那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对翻译工作也同样要求十分严格。周总理自己不能完全用外文表达，但能听懂几种外文，尤其是英文。外宾讲完后，他对其大体意思已有了一个概念，然后便仔细地、一字一句地听取翻译。他的要求首先是“准确完整”。他自己的发言，思路清晰，逻辑性强，语句结构严谨，几乎是出口成章。每次讲话，记录下来，毋须多加整理，便是一篇易读的文 章。他了解翻译的困难，每段讲话一般不太长。在外事活动中，讲话人一般都是利用翻译的间隙时间思考下一句或下一段的讲话。周总理却与众不同，每讲完一段话后，便注意倾听翻译如何表达他自己的讲话。他能对翻译起到很好的检查作用。翻译稍有错漏，便会被发现，当场予以纠正。总理并不要求翻译使用高深华丽的词汇，只要求语言通顺易懂，但对于“准确完整”却是一丝不苟的。尤其是对关键用语，要求特别严格。有时他对某一关键用语的译法提出异议，要求翻译改用另一个词来表达。翻译有时提出好几种选择，由他来判定使用哪个词比较合适。

在笔译中，我们在翻译一些重大对外声明或文 件时常遇到一些关键的重要用语，对其政治含义和分寸掌握不住。究竟在外文中应该用哪个字来表达最合适，我们往往没有把握。为此，我们常常通过秘 书，直接请示周总理。在午夜或拂晓前我们通过秘书从电话里接到总理的指示，使文件得以最后定稿，及时出手，保证了文件的政治质量。

周总理对翻译的某些指示，见解精辟。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显示其意义的深邃。例如，“毛泽东思想”在英文中如何表达，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在“文革”时期，大多数人主张译为“Mao Tsetung's Thought”。周总理认为不妥，他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因此译为Mao Tsetung Thought为好。这就是我们 现在将毛泽东思想译为Mao Zedong (改为汉语拼 音）Thought的依据。

二、结合业务，了解政策，熟悉情况大家知道,周总理对外事干部的十六字要求是：“立场坚定，熟悉业务，掌握政策，严守纪律”。对于翻译，周总理一再强调，翻译一定要结合外交业务，了解政策，熟悉情况。他并具体指出，翻译应该学习起 草电报，写发言稿，参加会谈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如情况研究、政策议论等。他认为，翻译人员处在外事工作的第一线，最易了解和熟悉对方的情况。同时翻译必须熟悉我方自己的政策意图，了解所谈问题的 背景和来龙去脉，不仅了解一件事情的现状，而且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双方的不同立场和分歧的关键 所在，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哪几种，最高方案是什么， 最低方案是什么。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抓不住要害， 划不清双方立场的界线，乃至造成政治上的失误。他 主张放宽限制，让翻译阅读有关的文电和资料。在总 理这样的亲切关怀下，翻译同志无不兢兢业业，在翻译前仔细阅读有关材料，认真地进行准备，决不敢掉以轻心，草率从事。

三、扩大知识面

周总理十分强调扩大知识面。他常对翻译说，翻译不能只注意语言文宇的表达，一定要扩大各方面的知识。1962年某次接见外宾，我第一次尝试给总理当翻译，刚开始还算顺利，但当总理向外宾介绍赵朴初先生是一位“居士”，我就翻不出来。于是，总理专门解释了“居士”的含义，并嘱我回去研究应该如何翻译。（原来，“居士”是指僧人以外的，即在家而不 出家的佛教信徒，应译成“layman Buddhist”。）事后，总理向有关的领导谈了对翻译人员的一点意见，指出翻译除提高语文水平外，一定要扩大知识面。为此，有关领导写了一篇简报，通报全体人员。有一段时期，总理在与外宾谈话中经常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教训。他常考问翻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何时开始的？“苏台德区”、“绥靖主义”、“闪电战”、“马其诺防线”等的外文是什么？为此，我们专门收编了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词汇，供翻译熟习牢记。日本人名、地名的英文译法并无规律可循，全靠死背硬记。总理要求翻译至少要记住一些常用的日本人名、地名。总理还时常测问一些与当时形势有关的国际知识。为此，我们常预作准备，除了背诵以外，还把有 关的材料记成卡片带在身上，随时查阅。

四、尊重翻译，充分发挥翻译的积极性

大家知道，在国际上翻译是一种自由职业,他们 的薪金很高，但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他们一般是雇员，既不是外交人员，也不是政府代表,往往是根 据合同履行职务，许多是单项短期合同，合同期满，当即离去。因此，在许多国家，高级官员与翻译之间 都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会谈时，翻译坐在后排，有的连坐位也没有。宴会上，翻译 不入席，他们既不是东道国的主人，也不是被邀请的 来宾。多数人连饭也吃不上，水也没有喝，有的甚至要站在主人坐位的后面,像招待员一样随时侍奉，所不同的是，翻译提供的服务不是上菜撤盘，而是替双方传话。在我国，外事翻译人员的地位大不相同，他是我们国家的外交人员，也是政府代表之一。会谈时，他坐在紧靠我国领导人的左边，受到与其他主人或宾客同等的待遇。这样的传统与周总理的亲自过 问和指示是分不开的。周总理接见外宾时，一贯强调 翻译坐在紧靠他的席位上，甚至反对把翻译安排在 正式席位后面的加席上。他要求翻译注意观察他的表情和手势以领会他讲话的精神。宴会上不仅让翻译坐在他的旁边，而且讲话有间歇，以便让翻译能抽时间吃饱喝足。出国访问时，东道国往往根据自己的惯例不给翻译准备席位。周总理专门指示礼宾司长 俞沛文同对方交涉，要求对方尊重中国的习惯，在会谈和宴会中安排让翻译坐在他的旁边。在周总理的坚持下，许多国家都破例为中国翻译安排了坐席。例如，1964年初，总理访问埃塞俄比亚，在厄立特里亚 的阿斯马拉会见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埃皇在阿斯马拉为周总理一行举行宴会。埃方出席的全是皇室人员，当时作为翻译的冀朝铸同志和我也出席了宴会。冀朝铸坐在周总理的身边，我坐在陈毅副总理的身边。这在作为帝国的埃塞俄比亚来说是破例的，完全是出于尊重周总理的意见。

有时，总理接见外宾后举行内部便餐，除了主要翻译外，他还关照要安排让陪同的其他翻译甚至记录人员一起就餐。与外宾合影时，他一定要让翻译参加，翻译难以躲让。有一个时期，在发表会见消息时，总理还曾要求新华社记者把翻译的姓名也列上。

周总理一方面对翻译要求十分严格，一方面平等地将翻译当作同志看待。在会谈过程中，总理经常 与翻译商讨对策，要求翻译出主意，当参谋。为了与对方达成联合公报,往往先由对方提出一项公报草 稿，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我们总是尽量采纳对方的原稿，只对其中某些部分作必要的修正。为了提出对案，总理常要求秘书和翻译进行研究，拟出各种措辞，供他参考采用。例如，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对基辛格所提出的后被列入上海公报的那句名言“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总理曾在午夜与翻译和秘书等一起进行探 讨,究其内涵，酌其利弊。因此,在总理面前，翻译人员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工作起来会自觉地产生一种高度的责任感。

五、和蔼可亲，关怀备至

在接见外宾时，总理每次都提前到达接待地点。在外宾到达前的间歇时间里，总理听取陪见人员的汇报，也与他们(包括翻译)交谈情况。在出国访问下榻于国宾馆时，总理与警卫、秘书、翻译等工作人员

一起进餐，席间无拘束地交谈。在汽车里有时只有一名翻译和警卫陪同，总理常与他们谈观感,拉家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有一次，在非洲一个国家的宾馆里，上菜的服务员好几天没有弄清究竟谁是中国的总理，谁是随行的工作人员，这已传为佳话。

总理对翻译的关怀从政治思想直至生活细节，可谓无微不至。一位翻译婚后数年仍无儿女,总理亲 自嘱咐吴阶平大夫为他诊断，经过治疗，他的爱人怀了孕，后来还生了第二胎。总理也关心翻译的入党问题，有的翻译同志因海外关系一直不能入党，经总理 过问后入了党。

总之,给周总理当翻译是莫大的光荣。尽管在他身边工作有时十分劳累和紧张，但总理那种夜以继日、不知疲劳的忘我精神，使我们感到渺小而惭愧，总觉得自己应该再努力一些，再刻苦一点。同时，总理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又使我们永不敢自满，任何时候都需要孜孜不倦地去学习，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综合国力的增强,对外工 作不断开创新局面，外事翻译人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老一代翻译人员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纷纷退出历史舞台，对新一代的年轻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以周总理对我们的殷 切期望来激励自己，为国家的对外工作多做贡献。

过家鼎
上海科技翻译

南京翻译公司
www.ntcfy.com